徐雪芬：与袭警罪、开枪权相比，一线警察更需要履职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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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18时10分许，在陕西榆林市米脂县第三中学校门外巷道发生一起伤害案件，一名男子持匕首行凶，导致19名学生（14女5男）受伤。截至4月27日23时，死亡学生人数上升为9人（7女2男），其余10名伤者正在全力救治中。

有人责问：这个时候警察在哪里？

2018年3月7日，陕西省长武县发生了一起处警过程中违法嫌疑人非正常死亡事件。陕西某报责问式的倾向性报道让当地警方深陷舆论漩涡。后来舆论虽然反转，但是对当地出警民警的心理已经留下了阴影。

长期跪在舆论面前的一线民警，短时间内是完成不了一跃而起那潇洒漂亮的制服动作的。

这也难怪特朗普要和美国媒体开战。

2017年1月19日，澳洲墨尔本闹市区发生惨案：一瘾君子劫持女友后驾车乱撞，导致5人死亡3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3个月大的婴儿。

惨案发生后，当地媒体广泛质疑：墨尔本警方为什么如此无能、无所作为？因为该瘾君子驾车在大街上撞人持续5个小时，警方竟然不能用警车拦截或将嫌犯击毙。

十几年前，墨尔本南部地区发生过一起几乎一模一样的案例，也是一名瘾君子毒瘾发作在街区驾车乱撞。当年当地警方迅速、果断出手，直接把正在实施危害行为的瘾君子当场击毙，没有任何市民在那次事件中受伤。

这本来是一件该表扬的案例，却不曾想当年澳洲媒体及民众与今天中国某些媒体和民众一样指责警察过度执法：不该击毙嫌犯，他也就是毒瘾发作，本不是坏蛋，警察应该用车辆来逼停他等等具有道德感的清新言论居多。

社会舆论同情驾车撞人的瘾君子，导致当时参与行动的4名特警接受了长时间的调查。虽然最后没有被开除解雇，但直接影响了4人的职业生涯。于是澳洲警察在舆论“引导”下变得聪明而缩手缩脚。（吕景胜）

因为当时澳洲社会舆论把墨尔本警察判刑了。

要是深入调查，就会惊奇的发现：这次事件伤亡者的家属，居然大多数就是当年墨尔本事件中高喊和指责警察过度滥权最积极的！历史竟然这样不幸地轮回。

这就是那些擅长给警察制造麻烦舆情的人饱尝了自酿的恶果。

现在，中国警察的执法可能正在重走墨尔本之路。警察的现场执法所遇到的各种情形，只有现场的警察最有发言权，最有视情况临场发挥处置权，任何专家、学者、律师、媒体记者事后的判断分析处置方案，都不如他们专业。

乌鲁木齐超市老板刘杰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的亲历者，该案教训极其惨痛： “暴徒们在晚上7时50分左右忽然出现……共有5伙儿人，”回忆起周日的暴力事件他仍心有余悸，“他们推倒货架，砸碎瓶子，然后开始放火。”

贵州张磊案、山西王文军案，均给一线民警深刻的警示教育：出警开始是警察；出警结束是罪犯。

一线警察执法，其实就是一个依法“动手”的职业，动作无法优雅、也无法完美。

限制警权；警权不能滥用。这是法治的进步。问题是：

在当下“宜将剩勇追穷警”的舆论环境下，面对违法犯罪行为，不要说那些无关的公民不敢挺身而出，就是处警警察也惴惴不安，生怕犯罪嫌疑人出现意外伤亡而自己进了监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现在鲜有见义勇为者。

因为见义勇为者、证人和执法者都被法律深深的震慑了。

这种反方向震慑的法律后果，就是让该害怕的不害怕，不该害怕的害怕了......

重塑警察权威应该确定法律的功能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华民族复兴大计，建立在维护、整肃社会秩序，保证我民族国家发展大计之上，而不是纸上谈兵陷入鼓吹宪政者所谓的公权、人权之争。

中国法学教育可以适当反思，谨防学院式的教学培养出脱离实践、毫无地气的律师、法官、检察官。

法律不能要求一线警察做到：保护你，牺牲我。

秩序好则警察强；警察强则秩序好。

最后，秩序好则国家兴；秩序好则人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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